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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时，布拉克已经说动了警方用紧急广播呼叫市内的出租车司机们，询问有无任何一位曾在五点三十分的时候，在旧康普敦街载过一位手拿萨克斯管、身材高瘦的人。当时的目的地是武士桥，但是在车行途中，这位乘客又改变了目的地。还有，他拿的是高音的萨克斯管，尺寸只有中音萨克斯管的二分之一左右。约十点时，那个司机出现了。这辆出租车一开始的时候的确要往武士桥走的，但是，车子开到特拉法加广场的时候，巴雷突然改变了心意，要那位司机载他去哈雷街。计程表跳到了三镑，巴雷给了他一张五镑钞票，且告诉他不用找了。

在沃尔特的记录帮助之下，奈德奇迹似的脑筋一转，找着了他要找的那个人：安德鲁·乔治·马奎第，又名安迪。在我们的记录中，他曾是个号手，与巴雷仍保持联络。三个星期以前住进哈雷街的慈善修女救济院，底下用铅笔潦草地标注为编号47A，沃尔特在这张小纸上还加注：马奎第是灌输巴雷“人难免一死”观念的导师。

我仍然记得我当时是如何用双手握着奈德车子的方向盘。我们到了救济院，才知道马奎第已经注射了镇静剂。巴雷曾经和他坐了一个小时，他们交谈了几句话。那位刚刚才来值勤的女舍监给了巴雷一杯没有加牛奶，也没有加糖的茶。巴雷曾经拿出他的酒瓶，倒了一点儿威士忌在茶里头。他曾经邀请那位修女喝威士忌，但是被她拒绝了。他问她是否可以为老安迪奏几首他最喜欢的歌曲。在获得她的首肯之后，他轻轻地吹了十分钟。有几位修女聚集在走廊上听他演奏，其中有一位听出那首曲子就是贝西的《忧郁与感伤》。他留下了电话号码以及一张一百镑的支票，给那位在门口摆了钢制收银盘、看来像“赌桌上收赌注的人”。那位女舍监也告诉过他，他若愿意，随时可以再来。

“你们该不会是警察吧？”在我们道别的时候，她面带不悦地问我。

“我的天！不是。我们为什么必须是呢？”

她摇了摇头，避不作答，但我想我知道她在巴雷身上察觉出些什么。她感觉出他是在逃避、隐藏自己的行踪。

我们兼程赶回了苏俄司，奈德在车上使用了汽车电话，命令布拉克列出所有的俱乐部、音乐演奏厅以及在伦敦地区所有今晚可能演奏爵士乐的酒吧名单。他为了这件事，会尽他所能地召集所有他能够召集到的监视能手。

我另外强调一点微不足道的律师忠告：布拉克或任何一个监视人员都不得限制巴雷的行动，也不得接近他。不管巴雷有无放弃其他的权利，他并没有放弃保护他自己的权利，他是个有权利的人。

我们坐下来等了许久，玛丽这一位监听工作的主管才打了电话过来。这一次，她的音调又甜又娇，“奈德，我想你最好快一点到这儿来。事情有点眉目了！”

我们又赶回了罗素广场，奈德的车速达到了每小时六十里。

到了地下室，玛丽看到我们，立刻带着微笑迎接我们。她的微笑，要到灾难临头时才见得到。她身旁站着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孩，她的名字叫佩西，穿着绿色的工作服。桌上，一台录音机正在转动。

“你他妈的是谁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来？”录音机里传来了一个洪亮的声音，我立即听出那是巴雷的强悍姑妈潘多拉，也就是我曾经招待她吃过午餐的那一位“神圣不可侵犯者”。紧接着传来的，是钱币丢进电话机的声音，而谈话也中断了一瞬间。接着，就听到巴雷很有礼貌地说着：“我想我已经受够了，潘。我现在要跟公司说拜拜了。”

“不要讲这种傻话。”潘多拉姑妈失声地说，“你又被乱七八糟的女人给逮住了。”

“我是说真的，潘。这一次是真的。我必须要告诉你。”

“你每一次都是说真的。这就是为什么你那套骗人的把戏总是没有人相信的缘故。”

“我今早就会找盖谈。”盖·所罗门，在我们的资料里是巴雷的家庭律师，也是巴雷常接触的人之一。“那位新来的维克娄全力接管我的工作。他能力又强，又学得快。”

“你有没有追查他是从哪里打的电话？”巴雷挂断的时候，奈德问玛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