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星（第12/17页）

弗洛伊德最著名的想象之一，是他借用可改写的书写纸，将精神活动描述成一系列可无限擦除的痕迹。而心灵，正是由它自己的改写组成的。它无法被限制在唯一的场景之中。正因如此，一个人并没有办法完全了解自己或是别的什么人。卢森堡曾哀叹自己几乎不可能成为“自己的良师益友”，但尽管如此，她还是在尝试即便在最亲密的朋友之间——由于语言时常造成的误解——也极度困难之事。我们无法捕捉这样一句话的真相：“一个人或许可以轻易理解一个实际的词语，但如果我说‘光明’，"1898年她写给赛德尔夫妇，“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而在此两年前，她在一封给约吉谢斯的信里也提到了想死的话，那是被包含在她引用的自己最喜欢的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的诗句里：

倘若舌头永远忠于声音，

而声音也忠于思想，

那么有限的语词究竟如何，

才能描绘思想的无尽光芒？

语词的欺骗性，正是发端于思想的无尽和耀眼，“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她向朋友们恳求答案，可当她正站在自己失败的碎片上，想要窥探真实的自己时，他们又怎能知晓答案呢？

在精神分析学里，我们神志清醒地“背叛自己”，其实并不是什么咄咄怪事，因为我们的内心，总有一部分内容在“主动逃逸”。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里有一个重要的论点：所有的梦境，终将不可避免地堕入未知的深渊。而把握真实的唯一机会，是让自己的心灵肆意漂泊，去往它想去的地方。弗洛伊德曾表示，“对于那些我们想要通过解析得出结论的梦中思想，并不能得出其本真的样子，更无法得到一个确切的终点。它们必然会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我们纵横交错思想的世界里偏转方向，离开我们既定的解释。”我们似乎也可以将这一理论套用在革命或是大罢工之上。卢森堡的版本是这样的：“它们就像是让整个帝国起落不定的惊涛骇浪，最终却会分割成一条条细微的溪流；像是从地下喷薄而出的新鲜泉水，最终却必然要走向枯涸。”而艾赫达芙·苏维夫（Ahdaf Souief）则写道：“革命就像是处在泛滥期的尼罗河：人们拼命想用堵塞和阻抑来遏制它的漫延。那开始于一年前1月25日的革命[10]，已经渗透到了各个角落。它在某些空间内十分猖獗，以平稳的方式在人们彼此间流动，从而产生深远的影响。没有人可以从它的影响中幸免。”

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说，其中一条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是使病人可以自由联想，说出脑中那些奇异且不可预知的真实。但这也决定了精神分析只能针对病患施用。因为这些内容很容易扰乱一个正常人的思维秩序。但弗洛伊德的工作表明，人心不可理解的本质，使其自由变得十分必要。克里斯托弗·博拉斯曾说：“自由联想这一手段，颠覆了精神分析师自身的权力意识。”（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和苏维夫的“人们拼命想用堵塞和阻抑来遏制它的漫延”来作比较。）而这种新的思考方法，解放了“传递的可能，使之趋向无穷”。这接近于卢森堡对露易莎·考茨基的观察：无穷（与“一颗严整的实心球”相对）。伴随革命而来的，是“揭开盖子”的冒险。但这世界必须容许分崩离析的可能，因为也许只有这样，它才可以重获新生。卢森堡的第一次惊讶，大概是在她发现大多数受难的国民为战争投上了赞同票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想要走得更远，“所有这一切都将要土崩瓦解”。弗洛伊德的写作大致是和卢森堡同时期的。而在无意识之外，卢森堡完成了自己的壮举——在我看来，她揭开的是约束私人与政治生活的双重“伦理盖子”。

卢森堡与列宁的争论同样发生在这一时期。奈德尔在自己关于卢森堡的传记里这样写道：“和那个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人们所面临的道德与政治灾难深层次原因的罗莎·卢森堡不同，列宁只关注问题的规模，对于卢森堡，他也仅仅注意到她卓越的力量可以肩负更重大的使命。”比起粗浅的野心，卢森堡提供的是一种“去情色化”的革命，而这实际上是一种“无尽的革命欲望”。绝非巧合的是，女权主义的精神分析者最近认为，尽管女性往往会压抑自己的性欲，但女性的性欲其实也是无尽的（这同样是不必去考虑所谓规模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