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尊重：玛丽莲·梦露（第8/17页）

梦露同时则表示，一位公司的总经理告诉她，除非米勒可以说出一些“他知道的名字”，但如果他说“我说完了……‘完了’，他们（调查小组的成员）说‘你永远不会听见这个词’。”对此，一种解释是米勒由于插手修改了《让我们相爱吧》的剧本，触犯了编剧协会的规矩。而这部片子也威胁到了他们的婚姻（她认为他背叛了原则）。但其实早在这之前，梦露已经预感了事情的发生。在加入斯特拉斯伯格的演员工作室之前，她曾于1949年加入了好莱坞的左倾演员工会，而这个组织最终因被怀疑与共产主义有染而被迫解散。曾与她发生过剧烈冲突的福克斯公司首席达瑞尔·扎纳克正是个激烈的反共产主义者。海蒂嘉德·娜依夫回忆，他曾经把梦露叫到在自家举行的一个聚会中。当梦露到达时，他停下了正在当众进行的讲话，向她致以“问候”：

“你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吗？如果知道，你就已经陷进它的魔爪之中了。”

“哦不，共产主义在战时……”

“无论是否正在发生战争，共产主义都是文明和所有自由国家的敌人……我很乐意看见像加菲尔德那样的叛徒会死在监狱里。”

［约翰·加菲尔德（John Garfield），曾经的好莱坞巨星，却因为拒绝向“审查委员会”提供“名字”而遭到逮捕，最后因心脏病发作死在监狱里，年仅三十九岁。］

根据演员兼作家诺玛·巴兹曼（Norma Barzman）的说法，1949年梦露曾有一次开车时遭遇“临检”，警方怀疑她正在赶往一个危险分子的家中，并将进行一次针对“委员会”的会议。梦露则不顾阻拦，再次发动汽车并警告他们：“我真的很气愤，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希特勒吗？”她随后又补充，“我希望那些躲在幕后的人，总有一天会因为他们今天对我们所做的事遭到报应。事实很有可能会这样，像我这样的一个女演员都知道会这样。”“那些他们对我们做的事”是她对不自由的政治生活与演员生涯平行线的标记，标记了她在政治立场上的坚定决绝（“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希特勒吗？”）。

回想梦露曾被要求把斯蒂芬斯的传记带出片场的情节。这种形式的政治高压几乎是好莱坞的一大特色。尽管导演弗里茨·朗（Fritz Lang）并未遭到传唤，但他也曾被怀疑是一名前共产党员，险些耽误1951年的电影《夜间冲突》（Clash By Night）杀青和宣传，而证词的来源则是好莱坞的知名编剧奥德茨。1948年，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接手了困境中的雷电华电影公司（RKO，在该工作室的闪光灯下，梦露看起来总像是个孩子）。电影《惨绿少年》（The Boy with Green Hair,1948）随即投入拍摄。片中包括一句出自孤儿之口的台词“战争对孩子没有好处”。休斯亲自找到十岁的小演员，让他紧接着补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美国有世界上最伟大的陆军、海军和空军！”但根据诺玛的回忆，男孩拒绝了他。但他并不甘心，随后又花了十万美元试图买通编剧工会，想要插入这句台词却无果。一怒之下他将影片雪藏了六个月，使它错过了原本最好的档期（但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部反战经典电影）。在生命的末期，梦露和曾因隐瞒自己的共产党关系而锒铛入狱的左翼政治活动家弗里德里克·范德比尔特·菲尔德（Frederick Vanderbilt Field）成了朋友。在菲尔德的回忆录中，他记述了梦露曾对发生在中国的革命表示了赞美，并不遗余力支持种族平等和公民权利事业。由于对她与共产党关系的怀疑——因为被邀成为国际艺术基金会的贵宾，她曾申请去苏联的签证——梦露曾遭到FBI的长期监视，自1955年开始直到去世。“可以确定，她是个十分明确且笨拙的左翼分子。”一份1962年的报告记录了FBI对她的审查意见。

谈论何为“麦卡锡主义”，是对美国精神中自由部分的重构。I.F.斯通曾引用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的话来阐发自己的观点：

我们中的大多数，都需要生活在非真诚的套路之中。但这样一来，你的精神状况必然会受到影响——长时间的心口不一自然有碍健康。你不得不在自己厌恶憎恨之物前卑躬屈膝，在灾难面前兴高采烈。但我们的神经系统是无法忍受太多虚构的。它是我们肉身的一部分，是我们灵魂的住所，是我们内在的部分，就像是口中的牙齿。它不可能始终违心却不受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