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蒂（第8/10页）

但我对贝蒂的这种看法不久便难以为继。母亲的单身男人很快就请完了，而贝蒂来吃饭的时候都是独自一人。她喋喋不休地说着办公室里其他女同事的种种琐碎细节，就像从前说弗雷德一样。我们没过多久就知道她们都喝怎样的咖啡，哪些人和母亲住在一起，都去哪里做头发，她们住的公寓看上去什么样。贝蒂自己在阿沃扭路[26]上有一间心爱的房子，她亲手从里到外重新装修了一遍，甚至还做了椅套。贝蒂一门心思扑在她的上司身上，如同曾经对待弗雷德一样。她全权负责他的圣诞采购，每年我们都能听到他给雇员买了什么，给妻子和孩子们送了什么，每件礼物的价格各是多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贝蒂看上去相当的快乐。

在圣诞节前后，我们经常和贝蒂见面；母亲说她觉得她很可怜，因为她没有家庭。看一眼贝蒂惯常送来的圣诞礼物就知道，她把我们想得比实际年龄要小。她喜欢送我们跳棋，还有小了一号的安哥拉羊毛手套。我对她丧失了兴趣。对我来说，连她那种没完没了的快乐都更像是一种不正常，一种缺陷，几乎像是痴呆一般。我现在十五岁了，正在青春期的忧郁中挣扎。姐姐已经去了皇后大学[27]；有时候她会把不要的衣服给我。姐姐并不算漂亮——她的眼睛和嘴巴都太大了——但是大家都说她活泼可人。他们说我善良和气。我的牙套摘掉了，不过似乎也没什么两样。贝蒂有什么权利欢天喜地？她来吃饭的时候，我打了声招呼就提前离席，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一天下午，上十一年级的那个春天，我从学校回到家，发现母亲正坐在餐厅的桌子旁边。她正在哭，这实在太过罕见，我的第一反应是担心父亲出了事。我想的不是他抛弃了母亲——对于这件事情的焦虑已经过去了。而是也许他在车祸中遇难了。

“妈妈，你怎么啦？”我问。

“倒杯水给我，”母亲说。她喝了几口，把头发往后拢了拢。“我现在没事了，”她说，“我刚刚接到一个贝蒂的电话。弄得很不愉快；她对我说了些难听的话。”

“为什么？”我问，“你做什么了？”

“她指责我……做了不堪入耳的事情。”母亲擦了一下她的眼睛。“她在电话里破口大骂。我这辈子以前从没听过贝蒂大喊大叫。我和她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她说她永远不会再和我说话了。她从哪来的这种想法？”

“什么想法？”我问。我和母亲一样疑惑不解。母亲确实厨艺欠佳，但她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无法想象她会做出任何让人对她恶语相加的事情。

母亲稍稍平静了一下。“关于弗雷德的事，”她说，“她一定是疯了。我有好几个月没见她了，然后突然间就变成了这样。”

“她一定是哪里不对劲，”父亲在那天晚餐的时候说。他果然没有说错。贝蒂有个脑部肿瘤没有查出来，等到她古怪的举止在办公室里引起注意才给发现了。她两个月后在医院里去世了，但是母亲直到后来才听说这个消息。她懊悔不已；她觉得自己本该去医院探望她的朋友，尽管有过那个妄加谩骂的电话。

“我早该想到是这样的原因，”她说，“性情大变，那是症状之一呀。”聆听别人倾诉的过程中，母亲了解到许多有关不治之症的资料。

但对我而言，这样的解释仍然不够。之后的几年，贝蒂追随着我，等着我找到一个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更加圆满的结局。最初听到她去世的消息，我立时万念俱灰。这就是了，这么说来，这就是对忠诚和善良的惩罚，这就是像我这种女孩子（当时我自认如此）的遭遇。每当我打开高中的毕业纪念册，我自己的脸，梳着童花头，带着迟疑、妥协的微笑，回应着我凝视的目光，叠映在瞳孔之中的正是贝蒂的眼神。她在我年幼时曾亲切友好地待我，而少年无知，对那些满心善意却魅力不足的人总是冷漠，我一直偏心地喜欢着弗雷德。在我未来的人生里，我预见到自己将被一连串的弗雷德所抛弃，他们集体跑下河滩，追逐着一大群活泼可人的女孩，个个都像极了姐姐。至于贝蒂最后那充满仇恨和愤怒的呐喊，那是对于命运不公的高声抗议。我知道，那股怒火是属于我自己的，是那种恐怖而畸形的友善背后的阴暗面，它在贝蒂身上划下清晰的印迹，仿佛一场大病留下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