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比秩”的性格、功能与意义（第17/18页）

(63)日人大庭脩指出“上述诸校尉的秩从西汉时期起就可能是比二千石”，其说甚是。不过他是从字形讹误上论证的，先指《百官表》郡丞“秩皆六百石”的“皆”字应是“比”字，进而判断“司隶至虎贲校尉，秩皆二千石”的“皆”字也是“比”字。见其《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页。

(64)按，西汉司隶校尉还可能一度秩比六百石。《汉书》卷七七《盖宽饶传》：“家贫，奉钱月数千，半以给吏民为耳目言事者。身为司隶，子常步行自戍北边。”事在汉宣帝。王鸣盛谓：“宽饶为司隶校尉，奉钱月数千，司隶校尉秩二千石，而云月数千，则又与《贡禹传》所言不同，存疑备考。”《十七史商榷》，台湾大化书局1984年版，第293页。陈梦家先生云：“而《百官表》司隶校尉秩二千石，奉当为万二千，是升司隶校尉为二千石当在宣帝以后。”见其《汉简所见奉例》，《文物》1963年第5期。这推测是有道理的。《汉书》卷二《惠帝纪》惠帝诏：“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按此诏推测，吏六百石及故吏二千石以下，其家除军赋之外，是要承担戍边之徭的。盖宽饶所任司隶校尉，可能秩比六百石，所以其子要承担徭戍。西汉比八百石的谏大夫月俸9200钱，比六百石、六百石月俸约3000—6000钱，说司隶校尉秩比六百石，也符合盖宽饶“奉钱月数千”的情况。刘文瑞先生根据盖宽饶由比千石的太中大夫迁司隶校尉一点，判断其时司隶校尉千石。见其《西汉官俸杂考》，收入《陈直先生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页。但这与其子徭戍不合，与其俸额不合。汉代官僚能上能下，秩级可高可低（参拙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4章），所以从仕历判断秩级不一定可靠。朱绍侯先生说西汉司隶校尉比二千石，汉哀帝绥和二年变成二千石，但未能提供可信证据。见其《西汉司隶校尉职务及地位的变化》，《史学月刊》1994年第4期。许树安先生径断司隶校尉二千石，也嫌粗略。见其《汉代司隶校尉考》，收入《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65)朱绍侯先生认为司隶校尉来自绣衣直指使者，见其《浅议司隶校尉设置之谜》，收入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研究》第6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页。司隶校尉称“奉使”。见《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从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设官到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去节”，司隶校尉一直是“持节”之官。参看廖伯源：《使者与官制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台湾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页以下。“持节”的意义，参看大庭修：《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2页以下。

(66)西汉王国内史，在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废罢，事见《汉表》。安作璋、熊铁基先生因云：“成帝时罢内史官，以后不见复置。”《秦汉官制史稿》，下册第252页。吴树平先生看到《东观书》上文有内史，推测“可能东汉初年一度恢复，亦未可知。”《东观汉记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页。然东汉有内史，不止于东汉初年。邓太后曾为清河王国特置内史，事见《后汉书》卷五五《章帝八王传》。《续汉书·百官志五》叙王国官不及内史，但刘昭注云：“《东观书》曰：其绍封削绌者，中尉、内史官属亦以率减。”又《续汉书·礼仪志下》记诸侯王薨，“诸侯王傅、相、中尉、内史典丧事，大鸿胪奏谥”。可见东汉仍有内史，但系特置。

(67)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第150-151页。

(68)对秦楚之际形形色色的将、校、尉，可参陈直：《汉书新证》，第147-148页，《附录二·秦楚之际官名》。

(69)《汉书·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

(70)《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王国“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同书卷四四《淮南王刘长传》薄昭与淮南厉王书：“今诸侯子为吏者，御史主；为军吏者，中尉主。”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曾发现了7枚“中尉”封泥，是为中尉的职权凭证。见韦正等：《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