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城市·工业·工人阶级（第7/12页）

对自由主义世界来说，为了进步，为了自由，更不必说为了财富，不安全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持续不断的经济扩张，使这种不安全感被限制在可以忍受的程度内。安全感是要花钱买的，至少有时要花钱买；但不是对自由的男人和自由的女人而言，而是对自由受到严格限制的“仆人”（servants）而言，他们包括“家庭佣人”、“铁路服务员”，甚至“百姓的公仆”（或谓担任公职的官员）。仆人中最主要的一群是城里的家庭佣人，即使是这群人也享受不到以前旧贵族和富绅家里的侍从、仆人所享有的那种安全感，他们时时刻刻要面对一个最可怕的威胁——立即被解雇，而且“不写一张字条”，即原来的主人（更可能是主妇）不把他们推荐给下一个雇主。资产阶级本身基本上也是不稳定、不安全的，是处于战争状态。他们随时可能被竞争、欺骗以及经济萧条所伤害，商人的处境更是险恶。但从实际情况看，商人在中产阶级中只占少数，而且他们失败后得到的惩罚也很少是体力劳动，更不是去济贫院乞讨。他们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家里赚钱的男人突然死亡，因为如此一来，那些并非出自本人意愿但确实依附在他们身上的女眷，便会立遭灭顶之灾。

由于经济的增长，这种时刻存在的不安全感得到了纾解。没有多少证据显示欧洲的实际工资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已有明显增加，但在先进国家，人们甚至在此之前就普遍感到境况改善了，与动荡、绝望的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1853—1854年全欧生活费用暴涨，1858年发生全球性大萧条，但这两大事件均未造成严重的社会混乱。原因就在于：经济大繁荣为国内和国外移民提供规模空前的充分就业机会。经济萧条是件坏事，但先进国家所发生的严重周期性萧条，如今看来不像是经济崩溃的证明，而只是增长过程中的短暂间歇。显而易见的是，劳动力并非绝对短缺，因为作为劳动后备大军的国内外农村人口，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工业劳动市场。所有学者一致认为此刻工人阶级除环境状况不佳外，其他各方面都有明显的但幅度不是很大的提高。后备大军的竞争并未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改善发生逆转，从这个事实我们便可看出经济增长的规模和动力。

然而，工人与中产阶级不同，工人与贫民、乞丐的距离只在毫发之间，所以其不安全感是时刻存在的，而且是非常真实的。工人根本没有可观的储蓄。能靠积蓄活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人，是属于“稀有阶层”。[25] 他们的工资不高，即使是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充其量也只是过得去而已。在正常的年月，普雷斯顿（Preston）纺织厂的监工，加上他七个已经上班的孩子，在完全就业的情况下每个月也只能赚四英镑。然而这点工资已足以令其左邻右舍羡慕不已。在兰开夏棉花短缺的那段时期（由于美国内战原料供应受阻），这样的家庭也不用几个星期便告断炊，得去慈善机构求助。一条正常的生活道路上不可避免地横卧着几个断层，工人及其家庭经常会因无法跨越而跌入其中，不能自拔。这些断层便是生儿育女、年迈、退休。以普雷斯顿为例，即使在经济情况好得令人难忘的1851年，仍有52%需抚育子女的工人家庭，全年无休的所得工资，也只能维持低于贫困的生活水平。[26] 至于年龄大了，那根本就是灾难潦倒的噩梦：从40多岁开始体力逐渐下降，挣钱的能力随之递减，特别是非技术工人。接踵而来的便是贫困，只能依靠慈善机构和穷人救济。对中产阶级的中年人来说，19世纪是个黄金时代：事业到达巅峰，收入、活动及生理等方面的衰退还不明显。可是被压迫者（劳动阶级的男人和妇女，以及所有阶级的妇女）的生命之花，却只在年轻时代绽放。

所以，经济刺激和不安全感都不是真正能使劳动力拼命工作的有效总机制，前者是因为其范围有限，后者是因为许多不安全因素看似不可避免的，就像气候一样。中产阶级会觉得下面这点很难理解：为什么最可能去组织工会的人恰恰就是那些最好、最理智冷静、最能干的工人呢？要知道只有他们才能领到最高工资，只有他们才能正常就业啊！然而工会是由这些人组成，并确实是由这些人领导，虽然资产阶级神话将他们形容成愚蠢、迷失的暴徒，是受到他人的煽动，而煽动者舍此便无法获得舒适的生活。当然这里面没有任何神秘的谜。雇主竞相雇用的工人就是这些人：他们不仅拥有足够的谈判力量使工会切实可行，而且也是最清醒意识到光靠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也不能保证他们获得他们认为有权拥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