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不许造反：从删《孟子》到给元朝皇帝磕头（第4/6页）

　　元朝初建，统治秩序比较好，老百姓一度安居乐业。他朱元璋虽然生不逢时，没赶上好时候，吃不饱穿不暖，但毕竟也算是吃了人家蒙古皇帝的，喝了人家大元天子的，怎么能忘恩负义，不予承认呢？

　　如予父母生于元初定天下之时，彼时法度严明，使愚顽畏威怀德，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在民则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安其生，惠莫大焉！

　　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

　　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

　　在内心深处，朱元璋对元朝当然是充满愤怒的，毕竟他一家人差点因为元朝的野蛮统治死绝。但对于他这样级别的政治家来说，考虑问题，不能从个人恩怨，而是要从天下大局出发。进一步说，不能从正义与否角度，而是要从“实用”与否角度。

　　所以洪武四年，朱元璋命人在北平给元世祖盖了庙。洪武六年，他又在南京建了历代帝王庙，把元世祖忽必烈和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都供在一起，还把元朝开国功臣木华黎等四人牌位也供在边上，他自己恭恭敬敬前去行跪拜大礼。他如此敬礼元朝，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给天下百姓作个示范，让他们也敬礼新朝，告诉他们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既然承认皇帝是天下所有人的大恩人，那么即使一时统治得不好，偶有雷霆雨露，那也都是天恩，大家永远不能起叛逆之心。这就是朱元璋建立天命恩德论的最终落脚点。在他朱家政权的治下，天下再无道，人们都要老老实实当顺民而不是逆民。任何情况下，起义都有罪，造反都无理。

我造反有理，你造反有罪

　　理论构建到这儿，朱元璋发现他遇到了一点难题：

　　他本人就是大元王朝的推翻者。他食元朝之毛，践元朝之土，世受元朝雨露之恩，却起兵打倒了大元王朝，这怎么解释？

　　虽然谁握住了刀把子谁就有了话语权，要把这个道理讲圆满，也实在太考验人的智商了。

　　朱元璋开始是这样解释的：他当初参加起义，只是为了吃饭活命，并不是为了推翻元朝。他不断强调自己加入起义军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点。他说自己加入起义军是“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与元臣秃鲁书》）。他又说：“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忽至，误入其中。”（《明太祖实录》卷三七）在《皇陵碑》中又说：“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那些起义领袖）何有乎仁良（也没什么好东西）。”他宁肯降低自己参与造反活动的意义，也不能给臣民作坏的榜样。

　　后来他又进一步解释，说他起兵之时，元朝已经失去天命，土崩瓦解了。他动不动手，元朝都注定要灭亡了。他的原话是：“盗贼奸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也就是说，元朝的灭亡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参加起义，不是为了推翻旧王朝，也不是为了当皇帝，而是因为实在不忍心看人民遭受痛苦，要拯万民于水火。他取天下，是从群雄之手，而不是元朝之手。

　　这两种解释似乎还不圆满，到了编写《大诰》时，朱元璋又发明了“殿兴有福”理论。他天才地将起义者分为“首乱”者和“殿兴”者两部分。首乱者，就是带着造反的那一批人。而殿兴者，就是他这样半路参加起义的人。

　　《御制大诰三编·造言好乱第十三》中，朱元璋说：“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愚民作乱。

　　朱元璋认为，带头作乱者都是忘恩负义、胆大妄为之徒，注定没有好下场，这就是所谓“殃归首乱”。

　　朱元璋还举大量的例子来论证他的观点：历代大型农民起义中，最早揭竿而起的那批人，确实多数都做了后人的铺路石，“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则等辈，皆系造言倡乱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辈，若烟消火灭矣。何故？盖天之道好还，凡为首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既多，比其成事也，天不与首乱者，殃归首乱，福在殿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