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犹太恐惧症仇恨的结果：大屠杀（第21/36页）

但门格勒是一个怎样普通的德国人？希姆莱、艾希曼、霍斯，以及其他像他们一样的纳粹狂热分子是怎样普通的人？他们是作为整体的德国民众的代表吗？另外，他们“就像我们一样吗”？——这句话经常意味着暗示。由于在所有更具推测的意义上根据统计学和心理学的基础都很难回答这些问题，因此大屠杀的研究者依靠审视更大、更为一致性的杀戮群体，并采取自问的方式，从对个人的研究途径转移到对一般规律的研究方法。他们的自问是：这些人比纳粹种族精英的领导人更能代表普遍意义上的德国人吗？假如这一点能够成立，一个人也许能够让所有德国人同样为大规模杀戮负责，因为这可能证明了每一个普通的德国人，不分男女，都和种族灭绝的杀戮者穿一样的鞋子，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了杀戮。或者平和一点，人们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鉴于某种特定的文化环境，但是普通的德国人依然成了大规模杀戮者，过去和现在的许多普通德国人也是如此。这类研究聚焦在特别行动队的杀戮者，尤其是在俄国使用的去增强最初人数较少的特别行动队的辅助警察部队。特别行动队和它专门的部队由受过严格训练的、意识形态受到灌输的突击队员组成，他们把充满暴力的犹太恐惧症的仇恨变为了杀戮的行动，人们很难把他们当作“普通的”德国人。

但是，对于派往波兰和俄国去支持迅速扩张的大规模杀戮计划的预备警察营的成员来说，同样也是不真实的。迄今为止，我们只有两个主要研究涉及这些部队。据说它们的成员由“普通的”、中年的德国人构成，从广泛层面的德国人中招募而得。克里斯托弗· 布朗宁做了第一个研究，他集中研究了预备警察101营和它的五名警察，这个部队的大部分人来自汉堡。布朗宁的大部分信息来自1962年至1972年间汉堡公诉人办公室领导的对210名警察的审问。审问获得了对这支部队很好的采样，包括其成员的年龄、教育、职业背景。布朗宁显示：大部分警察101营的成员是中年成家男子，来自社会的底层，拥有各种各样的职业技能，几乎没有受到超出小学教育的正规教育。他们从普通的警察变为大规模杀戮的杀手，代表着最为知名的大屠杀的故事。布朗宁详尽记录了这个故事，好像他在1941年夏季到1944—1945年第三帝国崩溃之间追随着这些杀戮者的行动。因为有40个类似的警察部队大约同时在波兰和俄国行动，因此要求对其他这些部队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评估预备警察101营的代表性价值。丹尼尔· 约纳· 戈德哈根的著作《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调查了九支警察部队，另外他通过他所称的“普通的”德国人，聚焦于广泛的杀戮行为。

两位学者在两个要点上达成了共识：一是相当规模的德国人参与了大规模杀戮，他们的成员超过了10万人；二是大多数人的参与出于自愿，而非强迫。尽管两位研究者研究了同样的文献证据，但是他们在对杀戮者的动机进行了完全不同的解释。正如先前所提及的，戈德哈根认定了一个驱使这些犯罪者消灭犹太人的共同动机：“灭绝性的反犹太主义”。它几乎像一个顽固的原动力运作，将自己嫁接在所有德国人身上，强迫他们仇恨和消灭犹太人。这种恶魔化解释了部分的而非全部的故事。戈德哈根对犹太恐惧症的邪恶有生动的认识，用高超的技巧描述了这一邪恶的轨迹，同时对残忍的狂暴提供了丰满的叙述，布朗宁一丝不苟、小心谨慎的经验主义简直不能与之相比。另一方面，残暴的黑暗逻辑没有被单一因果关系的解释说清楚，因为这一解释拒绝所有其他文化或者心理学原因。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戈德哈根显示了自己是雅各布· 布克哈特所说的可怕的简单化分子。他把“灭绝性的反犹太主义”归于普通的德国公民，从而从“反犹太主义”和“普通的德国人”那里耗尽了真正的意义。布朗宁十分小心地求证，避免对简化的特性进行包罗万象的解释。他的普通德国人杀戮不仅出于意识形态的信念，也有出于“环境造成的”因素，它们涉及群体的压力、对权威的服从、文明价值观的残暴化和崩溃、对自身人员伤亡的怨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