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犹太恐惧症仇恨的结果：大屠杀（第22/36页）

预备警察101营跟随着特别行动队进入杀戮战场，在1942年夏季发动了大规模屠杀。它的血腥洗礼迅猛而可怕。地点是卢布林地区的海尔姆南部小村庄约瑟夫乌。该部队的指挥官是五十三岁的少校威廉· 特拉普，他被自己的士兵亲切地称为“特拉普老爸”。这个少校接到命令围捕1800名犹太人，并被告知将能干活的男性犹太人与其余的犹太人分离开来，遣送到劳动营；剩余的人——老人和幼儿——当场处决。他首先告知了军官们；他们当中只有一人——预备中尉海因茨· 布克曼——拒绝接受命令，因为不应该期望德国士兵射杀妇女和儿童。特拉普给较为年长的、未授军衔的人决定退出的选择，因为他们可能不能承担如此沉重的任务。有10到12人看到他们的一个同伴对着干之后，也作出了这样的选择。特拉普情绪上十分抓狂。他的一个同伴后来回忆他当时说：“上帝啊，为何我必须接到这些命令？”另一个看到他在怨恨地流泪。但是特拉普让自己镇定下来，正如他告诉另一个人的：“命令就是命令。”他向一个司机坦言：“假如这一犹太事务最终遭到复仇，那么就宽恕我们德国人吧。”这支部队不顺畅地执行着任务，但完成了对约瑟夫乌多数犹太人的射杀。尽管这些人在不得不射杀无辜的民众时似乎体验了相当大的情感上的沮丧，但是他们很快就形成了恰当的防御机制，以维持眼前的残暴。一些人用诋毁的言辞——比如“懦夫”或者“白痴”——来刺激过于拘谨的同伴。这些人也试图通过酗酒和嗜烟减轻可怕的压力。当他们从沾满了鲜血和脑浆的树林里出来的时候，他们“沮丧、愤怒、怨恨、颤抖”地回到营房。有人得出这样一个印象：杀戮在接下来的场合变得越来越容易，因为文明的禁忌已经被粉碎，血腥的水泥把杀戮者们浇铸在一起，双重人格、麻木不仁的防御机制把杀戮者们降低到人没有真正控制的“情景”暴力的领域当中。

后来，预备警察101营的人宣称他们没有选择，只是服从命令，感到同伴的压力，为死去的同伴或者被盟军轰炸致死的无辜国民复仇，以此证明他们残暴行为的合理性。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人几乎没有谈到仇恨犹太人，这是一个含义深远和突出的忽略，它只是表明抑制或者有意的自我欺骗。

布朗宁指出，同时戈德哈根有力地证实：这些人多年来受到反犹太人宣传的影响，并且它也成为了他们专业训练和灌输洗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假如他们在东部经历之前是温和的反犹太分子，那么，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最终学会了把犹太人当作劣等人。一个犯罪者证实了这一看法，他说：“犹太人不被我们承认是人类。”他们后来辩解他们仅仅是服从命令，或者毫无选择。但事实证明这一辩解是无效的。一些人——大约有10％——拒绝参与大规模杀戮，也没有承受任何严重的后果。当然，所说的恐惧也是没有说服力的。杀戮者们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他们自发抓拍的照片、他们所写的书信，或者他们保存的纪念品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自发抓拍的照片和他们的受害者都显示了不仅是德国人，也是所有人类的阴暗面。正如戈德哈根所指出的，警察部队的成员过着厚重的生活，一天当中就会在正常和变态中变换，在规模射杀妇女和儿童之后，就开始从事愉快的娱乐和其他社会消遣。他们的妻子和爱人从来没有远离；事实上，一个名叫沃劳夫的上尉让他的妻子参加了一场持续一天的杀戮行动，警察部队的成员认为这不太合适，不是因为他们羞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对于一位德国妇女来说，在这样的杀戮期间出现是没有骑士风度的。

警察部队的成员也认为虐待动物是不合适的，他们对他们的狗显示出巨大的同情心，保护它们避免感染传染病，如果出现轻微的病状就赶快送它们去看兽医。这一行为促使戈德哈根追问：这些阅读有关如何照顾狗的公告的杀戮者有没有“想过他们给予狗和犹太人待遇上的差异”。戈德哈根从未想到这是人类生活残暴化和双重人格所能够做的事情。他们对犹太人痛苦的无动于衷，不仅是暴力的犹太恐惧症的结果，也是杀戮本身残暴化的效果。可以把狗的类比扩大到人的水平：正如尝到血腥的狗会被其效果所感染，假如有权力且有机会的话，人类也会变成贪婪的杀手。仇恨——意识形态的或者其他的——不能独立地充分解释种族灭绝的杀戮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给他们的受害者施加了完全没有理由的残暴，这些残暴和意识形态甚或施虐狂没有任何关系。折磨、残暴、堕落在毁灭人类上是必要的因素，因为对于犯罪者来说，他们可以使杀戮变得更容易一些。根据弗朗茨· 施坦格尔令人震惊的言论，没有理由的残暴给那些执行杀戮任务的人创造了条件，也为他们去做他们正在做的东西创造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