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犹太恐惧症仇恨的结果：大屠杀（第27/36页）

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权力精英迷恋死亡，用伪宗教的仪式赞美死亡，戈培尔在其对“总体战”的演讲中说：“我们进入战争，犹如我们进入大弥撒。”他的元首相信，他的敌人，尤其是犹太人的毁灭，能够证实他自己的全能。他视战争中的胜利为一个信号，即他被更高的力量所偏爱，以致相信更高的力量赠予他恩惠的数量与他杀戮的敌人数量直接对称——尸体越多，来自上面的恩惠就越多。一些人认为，这一非理性的信仰可能在1941年促使希特勒放行了种族大屠杀，尤其是在战争的走势似乎不再顺利的时候。在希特勒疯狂的思想中，对自己死亡的意识只有靠堆积更多的尸体才能得到缓解。

总之，在所有这种死亡的魔力和对死亡蔑视的冲动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渴望缓解的焦虑。根据利夫顿的观点，纳粹的意识形态依靠歌颂，甚至崇拜死亡自身来处理死亡本身，因此，它错误地假定与死亡相关的焦虑和罪过已经被驱除：

当一个人作为卫士的死亡得到理想化的时候，其自身通常通过杀戮他人逃避了死亡——实现了死亡之死。可能很容易跟随一个邪恶的循环，在其中，一个人杀人，并为了维持一个人的治疗继续杀人，并且寻求残忍的、不死的、有益健康的生存的持续过程。一个人为了无休止再次体验埃利亚斯· 卡内蒂所称的“权力的瞬间”，即治疗的瞬间，可能通过杀戮他人达到一种需要永生感的状态。

纳粹的杀戮精英阶层相信它拥有蔑视死亡的技巧，它不仅能拯救自身，也能拯救德国民众。对于他们来说，死亡是满足自我纯洁的方法。通过将死亡施加给犹太人，他们将清除德国土壤的恶疾。总之，对于纳粹来说，死亡是民族自我超越的工具。事实上，对死亡的爱服务于一个不同的目的：祈祷邪恶和参与邪恶。

2. 极权主义警察国家的宣传效果

1933年，当纳粹获得了对德国政府的控制之时，他们整合了旨在说服和恐吓的整个国家机器。说服依赖于宣传，恐怖依赖于盖世太保和集中营。纳粹试图散布的种族世界观包含了内在的种族灭绝的逻辑。借助于纳粹的宣传及其背后的权力，这一逻辑与其种族灭绝的前提相吻合也开始显露出来。只有那些从极其微观层面解剖纳粹时期，并且模糊纳粹同时追逐的短期目标（合法的种族歧视、财产剥夺、移民）和长期目标（灭绝）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谈论“通往奥斯威辛的曲折之路”。恰恰相反，在这条路上没有弯曲和绕道，它是宽敞和直接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灭绝性的犹太恐惧症的增长、生物学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外国人恐惧症运动的聚合、心理变态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当代技术国家的接管、承受世界强国情结的幻觉，到被疯狂和残暴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所操纵，一切都是清晰的。鉴于这些事实，一旦纳粹分子控制了政府机器，并开始实施他们宏大设计的时候，种族灭绝的可能性就是一个清晰和当下的危险。这一宏大设计最重要的一部分包括为一场世界大战做准备。希特勒相信这场战争从未结束，而且必须为复仇和种族再生这两个目的发动起来。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全神贯注于纳粹精英单向而疯狂的思想，它纠正了我的一个被一些历史学家依然在阐述的观点：在第三帝国历史的某个点上——某个地方和某个方式，事件可能朝它们实际发展的不同方向发展。任何这类观点无论因为什么理由都是与事实相反的假定。

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宣传和洗脑的作用是关键的，因为宣传造就和毁灭了第三帝国。纳粹宣传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设计出一种种族的世界观，它将给所有德国人提供一个全面和内在一致的对世界的看法。正如先前所显示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德国人自身为一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而感到骄傲；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那样，严肃而大规模地全神贯注于哲学思考。尽管纳粹的世界观卑鄙地反人道，对现实蓄意地扭曲，但是它就是德国的另一个宏大设计。纳粹的权力精英具有强烈的意图给德国人洗脑，让他们将种族世界观作为现实唯一的指针接受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