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犹太恐惧症仇恨的结果：大屠杀（第34/36页）

事实上，被占法国的法国民政当局坚持在法国犹太人和外国犹太人之间作出巨大的区别，它们把5.5万外国犹太人中的大部分遣送出去，而这些人已经在法国找到庇护所。它们对这样的行为并不感到不安。维希法国也没有为法国的犹太人做太多的事情，这可能出于两个动机：一是恐惧德国人的权力，一是对犹太人的命运漠不关心。维希政府的民政当局把外国犹太人成批地遣送出去，首先是把他们中的许多圈进拘留营中，然后把他们交给德国人。它们对此毫无不安之心。1942年，多数臭名昭著的遣送涉及数千名外国犹太儿童，年龄从三岁到十七岁。所有这些儿童都在奥斯威辛被毒气杀害。到那时，维希政府的官员开始猜想最终解决方案真正的意味，这促使他们放慢脚步，阻碍德国的死亡机器。但是，证据清楚地显示：假如德国人没有得到来自法国行政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尤其是警察官员和铁路官员的积极支持，他们是不可能执行他们的残暴计划的。这些官员围捕犹太人，并确保火车及时发向犹太人的东部目的地。到1944年末，近7.5万犹太人被从法国驱逐出去，这是一场最大规模的灾难，因为它涉及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在积极地与邪恶同谋。

7. 在冷漠世界里受害者的消极性

人们经常指出：犹太人造就了完美的受害者，因为两千多年来他们一直处于扮演受害者角色的环境中。太多的看法由这一观点制造出来，但这里毫无疑问的是：犹太人对压迫的体验，事先把犹太人在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中放置在屈从的地位，因此相当程度地提高了压迫者的优势。假如尝试抵抗，因此会很快被镇压。是什么让犹太人成为历史的受害者？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详尽的解释：它存在于宗教信仰和历史经验的结合之中，它们告诉犹太人，暴力是错误的，对组织化压迫的抵抗是无效的，因为犹太人在其他国家中作为外国人生存，他们没有国家、军队保护自己。

这并不意味着犹太人一直是等待屠杀的绵羊，因为他们为了在他人统治的世界中生存，形成了一大堆策略。劳尔· 希尔贝格描绘了犹太人的应对机制，它具有一些独一无二的策略，其中包括缓和、逃避、麻痹、顺从。缓和是对危险的回应，或者是尝试减少已经发起的暴力；它涉及请愿、支付保护费、支付赎金、有预期的顺从、救济、援救、抢救、重建。对于历代大多数犹太人来说，逃避典型的含义是逃离，而顺从意味着接受反犹太人的举措，希望它们可能在强度上有所缓和，或者有大的松弛，或者一并消失。在这些策略中明显缺失的是武装抵抗。直到以色列成立之前，对业已建立的行政当局的服从——无论好坏——一直是犹太人的准则。与西方世界好战的传统相比较，犹太人没有把暴力美化为文化或者精神的理想。他们的诗人没有写出伟大的抒情顿悟诗篇，去把战斗歌颂为高贵的事业。另一个方面，德国人在文化上盲目崇拜战争的价值观，将它们在家庭、学校、日常的生活中制度化。还有比消极的德国人—犹太人的关系更好的、更配套的锁和钥匙的关系吗？完美的纳粹压迫者能够发现比犹太人更完美的牺牲者吗？犹太人面对凶残的纳粹分子，他们依靠其对付压迫者的传统策略徒劳地退却；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不是在对付传统的压迫者，而是纯粹而简单的压迫者。这里不可能存在缓和、顺从，最终也不可能存在逃避或者逃离。

可能只有抵抗，但是它被心理参照框架事先就排除了。根据这一框架，大多数犹太人，尤其是他们的领导人，已经将他们的经验固定起来。由于对压迫者心灵状态错误的心理评估，这些经验是有缺陷的。犹太人假定真正的问题存在于压迫者错误的思想中，他们相信通过受害者对理性和正义的呼吁，这些思想可能被修正或者纠正。但是，对假定的理性和正义的普遍规范的呼吁并没有说服压迫者，也没有改变他们的行为。直到有权者遇到了同样的权力或者更强的权力之前，对有权者言说真理并没有迫使他们改变暴力的行为。这是受害者心理学中的谬误：它没有看见自己的盲点。克伦和拉波波特正确地指出：受害者也是错误的，因为他们错误地相信他们能够守护其灵魂的清白，同时能够让压迫者认识到自己是错误的，因而应该停止压迫他们。另外，因为抵抗的暴力行为玷污了受害者的清白，因此它不可能被认为是对压迫可行的回应。换句话说：“在对压迫者的指控不感到有罪的意义上，一个人是清白的事实明显地抵制了有效行动的采纳，因为他担心这样的行动可能玷污或者败坏自己对清白最初的声明。”这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白变成了一个障碍，它阻止了犹太人察觉到他们面对的来自纳粹的致命危险，也阻止了他们相应地改变回应方式。用一位犹太幸存者的话来说：“成为清白者和不得不承受所有悲惨的感情激起了自我怜悯，同时弱化了对于生存来说是本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