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乖不乖，各人猜（第5/11页）

刘湘认为一切还来得及，他必须亲自出川，把嫡系部队掌握在自己手里。

少数服从多数所有高级幕僚都被刘湘召集起来开会。众谋臣各抒己见，但口头上都不主张刘湘出川。

一种看法是蒋介石这个人极不可信，刘湘出川恐被其挟制，陷于被动。钟体乾更直言不讳地说：“川军精锐都调出去了，如果老帅（刘湘）再出去，那就变成腾空交价，以后再无任何筹码了。”

另一种看法是前线不同于后方，刘湘的胃溃疡又一直没好过，连每天结鞋带都弯不下腰，需侍卫帮忙，以如此病号之体来承受重荷，累垮了怎么办？

邓汉祥劝刘湘还是以养病为重，不必躬亲赴敌，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派一得力亲信将领去前线代劳，以照料前方部队，自己则继续坐镇后防，调度军政要务。

刘湘后期的个性，正如他得意之时跟邓汉祥透露过的，遇到事情开始也许会犹犹豫豫，一旦考虑决定后，便有一种撞了南墙也不轻易回头的牛脾气。

事实上，除了担心嫡系部队会遭到分割乃至吞并外，他始终有个想法，即要在国人面前展示一个真实的刘湘。

长期以来，刘湘等地方诸侯以抗日为号召，与蒋介石展开明争暗斗。由于口号用得过多过滥，有人便出语讥讽，说他们只会坐地冲锋、高呼抗日，其实不过都是内战专家而已。

别人可能无所谓，刘湘听到这些话却很不是滋味。现在见众人都反对他出川，不由当场动了气。

“我过去打了几十年内战，都报不出账来，脸面上甚不光彩。今天大敌当前，好不容易有了枪口对外、一致抗战的机会，正好尽力报效国家，昭信于国人，从而洗刷自身污垢。”

说到这里，刘湘质问他的谋臣：“战幕已经拉开，难道我刘湘反而退缩不前，在后方苟安？这岂不是要贻讥于后世，坐实了不实之词？”

大家关在屋子里商量事情，本来都是胳膊肘往里拐，所有利益得失，全以刘湘和川军为第一出发点。未料到刘湘突然出言豪迈，说出了一番大道理，而且看样子说的还不是假话，便有些动摇起来。

刘湘又说：“这次我调出去的部队，占川军全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而且都是我多年辛苦训练出来的精锐，我若不出去亲自指挥，可能不到半年就会被蒋介石给整光。再说，我虽出去，还有你们在家看着，这个时候我看他（指蒋介石）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张斯可、傅常、乔毅夫平时出谋划策，就喜欢出奇制胜，风格上与钟体乾、邓汉祥的老成持重大为不同。听了刘湘的分析，张斯可、乔毅夫均认为出川未尝不可。

“这是一个与蒋介石争夺天下人心的大好机会，事关抗战大局，又有我们在后方扩大武装力量，互为声援，蒋介石想下毒手也难，因此出去一趟就回来，应该问题不大。”

刘湘出川，傅常作为参谋长自要跟随左右，因此他以众人意见为准，算是投了中立票。

五个核心谋臣，两个反对，两个支持，一个中立，而刘湘又去意甚坚，少数服从多数，出川一事便由此敲定下来。

刘湘随后交代了他走后的军政安排：省政府主席由邓汉祥代行，川康绥靖主任由钟体乾代行，省保安司令由王陵基代行。

明知无可挽回，邓汉祥私下仍竭力劝说刘湘，请他再考虑一下。刘湘说不用再考虑了，“人生不过数十寒暑，在历史上争点儿个人的篇幅，这是很好的机会。将来的后人，才知道我刘湘是个什么样的人。”

1937年11月9日，刘湘携同傅常一行，从成都乘飞机到达汉口。第二天，他即向已到达汉口的前卫部队下达命令，指示其乘平汉路火车，赶赴河南集中待命。

集中地点的改变，也说明刘湘已意识到，他无法完全按原计划行事了。

1937年11月12日，应蒋介石之邀，刘湘到达南京。蒋介石匆匆忙忙地跟他见了个面，便消失了。不仅是蒋介石，刘湘连何应钦也见不到，整天跟他打交道的全是孔祥熙、张群这样的文臣。

军人已经无法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了，因为上海就在这一天完全失守，历时几个月的淞沪会战以中方失败而告终。

这还没有完，日军正向溃退中的中国军队进行疯狂追击，形势危如弹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