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河船中的秀女（第7/49页）

表面上焕然一新的皇室们居然“请入席”了。怀来小县城里摆上了三桌宴席，而且燕窝鱼翅鸡鸭鱼肉竟都弄齐全了。太后一桌，皇上一桌，皇后和格格们一桌，都吃得满嘴流油。

连同岑春煊的兵马在内，吴永要负责数千人的供应，只有心力交瘁。他的官服破了，鞋露出了脚趾，双眼因为严重缺乏睡眠而红肿。慈禧看见心疼了，她对吴知县体贴地说：“量力为之，毋过劳苦。”

吴永看见，即使吃着燕窝鱼翅，太后依旧愁容满面，而皇上也阴沉着脸一声不吭。

这时，中华帝国的这一对逃亡中的著名母子正在为《罪己诏》的措辞而勾心斗角。

毫无疑问，现在的帝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流亡政府，这个政府的权威性从那几辆骡车奔出神武门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了整个帝国甚至是全世界的严重质疑和轻视。这是一个极其难堪的现实。造成这一切的力量不是来自国内的反叛，而是来自外来势力的武装干涉。因此，他们母子二人的当务之急不是向国人解释什么，而是要尽可能迅速地取得外来势力的“谅解”。这种“谅解”极其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一个无论是慈禧还是光绪都很在乎的问题：他们所代表的帝国政府的合法性。因此，1900年大清帝国的这份《罪己诏》从一开始的动机上讲，就是写给洋人们看的，这与数百年前宋徽宗的检讨有着本质的差别：徽宗的《罪己诏》的结论是号召全民御侮，而慈禧的《罪己诏》全篇均是在呼吁“世界和平”。

他们母子争论的核心，也是诏书写作的难点，即：帝国的局势演变到如此地步，责任归谁？

1900年8月20日帝国终于颁发的《罪己诏》原文极长，翻译成白话文简直如同一本书，而且昔日皇家文件的豪华文采全不见了踪影，像一篇因为小错而写给老师的小学生的悔过书。一百年后的今天，不读不行，读之生厌，只有选择最核心的观点摘录一二。

先得把帝国政府居然弃民逃跑的事情说清楚：

迨至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之变，朕与太后誓欲同殉社稷，以上谢九庙之灵。乃当哀痛昏瞀之际，经王公大臣等数人勉强扶掖而出，于枪林炮雨，仓皇西狩。

《罪己诏》一开始就把最主要的焦点问题回答了：帝国所有的问题都出在那些敢于把太后和皇帝“扶掖”出紫禁城的王公大臣们身上。接着，《罪己诏》用极大的篇幅解释了洋人们为公然入侵中国寻找的“借口”、而朝廷想躲也躲不过去的义和团问题：

夫拳匪之乱，与信拳匪者之作乱，均非无因而起。各国在中国传教，自来已久。民教争讼，地方官时有所偏：畏事者袒教虐民；沽名者庇民伤教。官无持平办法，民教之怒，愈结愈深，拳匪乘机，漫成大衅。由平日办理不善，以致一朝猝发，不可遏抑。是则地方官之咎也。

涞涿拳匪，焚堂毁路，急派直隶练军弹压。乃练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干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愈聚愈多。此则将领之咎也。

该匪妖言邪说，煽动愚人，王公大臣中或少年任性，或迂谬无知，平时嫉外洋之强，而不知自量，惑于妖妄，诧为神奇，于是各邸习拳矣，各街市习拳矣。或资拳以粮，或赠拳以械，三数人倡之于上，千万人和之于下……而数万乱民胆敢红巾露刀，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围攻使馆……浸成尾大不掉之势……此则祸首王公大臣之罪也。

《罪己诏》进一步说明：“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因此纵观义和团盛于乡里，充斥京城，最终酿成大乱，那些帝国的地方官员、军队将领和王公大臣们，无不是应该为目前局势负责的人。试问，使馆最后是怎么保全下来的？如果帝国真的要毁灭使馆，命令火攻水灌，使馆哪还能有今天？而朝廷不是命人送去了西瓜水果吗？当然，还可以有更多的方式慰问，在那样的局势下没再去，想必完全可以谅解。

既然除了太后和皇上之外，所有的大臣和官员都有罪，那么，如此的“众”罪行是怎样造成的？《罪己诏》得出结论出乎整个帝国的意料——帝国的全体官员没有“大公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