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元首死了”（第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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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姆莱的背叛结束了希特勒的犹豫与希望。尽管他对格莱姆表露了信心，但是，如今他认识到，温克的行动同样注定会失败，为末日做准备的时候终于到了。准备工作以地下掩体小地图室里异乎寻常的一幕开始：一场婚礼。希特勒常对他的朋友们说，他不能承担“婚姻的责任”。也许他还害怕这样可能会削弱他作为元首的唯一性；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他几乎是一个耶稣基督般的人物。然而，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他的资产阶级本能驱使着他，要用这场推迟已久的神圣婚礼来报答他忠诚的情妇。

有人从附近的一支人民冲锋队里找到一名低级官员，把他带到掩体里主持仪式——非常相称的是，他的名字叫瓦格纳。希特勒和爱娃起誓说他们是纯雅利安血统，戈培尔和鲍曼在一旁见证。在简短的仪式之后，爱娃签下了“爱娃·布……”有人提醒了她，于是，她画掉“布”字，签上了“爱娃·希特勒，原姓布劳恩”。

随后，希特勒邀请鲍曼、戈培尔夫妇，以及他的两位秘书克里斯蒂安夫人与荣格夫人到他的房间去喝香槟。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他一直在追忆往事。不时有其他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京舍、克雷布斯、布格道夫、布洛，甚至还有素食厨师曼齐阿里小姐。最后，希特勒说道，这是他的生命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的最后时刻；在他最亲密的同志叛变之后，死亡将是一种解脱。然后，他来到另外一个房间，开始对荣格夫人口述他的政治遗嘱。

他控诉说，无论是他，还是德国的其他任何人，都不希望发起战争，战争“完全是由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国际政治家挑起的”。他谴责英国人逼他入侵波兰，“因为英国的政治派系需要战争，一方面是由于商业上的原因，一方面是受到国际犹太人宣传的影响”。

他宣称，他之所以留在柏林，“是为了在我认为元首与总理的职位再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刻，可以自愿以身殉国”，他将“满心欢喜”地死去。但是，他已命令他的军事指挥官们“继续参加祖国的战斗”。任何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投降，都是不可能的。他号召指挥官们“要树立恪尽职守、死而后已的光辉榜样”。

他解除了希姆莱和戈林的一切职务，原因是他们“瞒着我，违背我的意志，秘密与敌人进行谈判，并非法地企图夺取国家控制权”。

至于他自己的继承人——国家元首以及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这两个职位——希特勒指定了海军元帅邓尼茨。戈培尔任总理，鲍曼任党务部长，舍尔纳任陆军最高统帅；希特勒说，前两人曾要求和他一起死，但是他命令他们，“要把民族利益置于个人感情之上”，保留自己的生命。

遗嘱的结尾和开头一样，也是对犹太人的攻击。“最重要的是，我命令我国政府和人民坚持不懈地支持种族法，毫不手软地打击毒害各民族的国际犹太人。”一直到死，他都坚持自己的执念。

荣格夫人在遗嘱上注明日期：1945年4月29日凌晨四点。希特勒在底下草草签上了名字，戈培尔、鲍曼、布格道夫和克雷布斯作为证人也签了字。

接着，希特勒又口述了他的私人遗嘱。他把他的财产留给党，“或者，如果党不存在了，就留给国家”，并指定“我最忠诚的党内同志，马丁·鲍曼”作为遗嘱执行人。“他可以把所有值得作为私人纪念品的东西交给我的亲属，或用于维持他们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这尤其适用于我夫人的母亲，以及我所熟知的忠诚的男女同事们——特别是我以前的秘书们，温特夫人以及其他所有人，他们多年来的工作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的夫人和我选择了死亡，以此逃离被打倒或者被迫投降的耻辱。我们希望将我们的遗体，在我为人民服务十二年来从事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立即火化。”

这些消沉的准备工作终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元首告诉戈培尔，要他和他的家人离开地下掩体时，戈培尔认为这是一种蔑视而非优待。柏林的捍卫者怎么能离开·戈培尔叫道。希特勒坚持如此，因此争执变得非常激烈，以至希特勒终于说道：“连我最忠实的信徒也要不服从我了！”说完，他就去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