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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英国的官员。”我说。

“请问您的名字是？”

“这不重要。”

“可是您非常重要啊！”

刚从牢房里带出来的犯人一开始往往会说些愚蠢的话，所以我考虑了一下才回答她。

“我在跟以色列方面合作，要调查你案子里的一些情况。你只需要知道这些。”

“案子？我成了一件案子？太可笑了。我还以为我是个人呢。请坐吧，无名氏先生。”她说着自己坐了下来。

于是我们就像刚才描述的那样坐了下来，利维上尉的脸在布丽塔身后，看起来有点模糊，和她脸上的表情一样。布丽塔进门时上校并没有起身，这会儿她坐在了他的对面，他都懒得抬眼看她。上校似乎突然变得一点兴趣都没有了。他瞟了一眼手表。那是块哑光的纯钢手表，戴在他棕色的手腕上就像是一件武器。布丽塔的手腕和莫妮卡一样白皙光滑，不过上面有手铐磨出来的红印。

突然，她开始对我说教起来。

她一下子就开始了，好像是在接着往下讲课。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确是在讲课，因为很快我就意识到她对每个人都会这么说教，或者说对每一个被她视为中产阶级的人。她说她有一段话要说，希望我能转达给我的那些“同事们”（这是她用的称呼），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处境并没有引起当局足够的重视。她是个战俘，就像落在巴勒斯坦人手里的每一个以色列士兵一样，因此她有权享受《日内瓦公约》中规定的待遇和权利。她只是前来旅行的一名游客，她没有对以色列犯下任何罪行；她被捕完全是因为其他国家伪造了她的案底，这种行径是对全世界无产者的故意挑衅。

我嘿嘿一笑，她有点犹豫了。她没想到我会笑。

“不过你听啊，”我反驳说，“你要么是战犯，要么就是个无辜的游客。你不可能两个都是啊。”

“这场斗争是无辜的人和有罪的人之间的斗争。”她毫不犹豫地反驳道，又继续说教起来。她反对的并不仅仅是犹太复国主义，还有她所谓的中产阶级妄图主宰世界的趋势、对人类自然本能的压制，以及维持披着“民主”外衣的政权的专制地位。

我又想打断她的话，但这一次她根本就没理我。她向我援引了马尔库塞141和弗洛伊德的言论。她提到了处在青春期的儿子对父亲的反叛，多年以后等到这些儿子也当上父亲的时候，他们自己又会否定这种反叛。

我朝上校看了一眼，可是他好像在打瞌睡。

她“行为”的目的，布丽塔说，还有她那些同志们的目的，都是要打断这种出于本能的压迫循环，不论它以怎样的形式出现——比如为了物质主义而奴役劳动力，还有“进步”这个带有压迫性的概念本身——他们要让社会中真正的力量像性欲的激情一样汹涌喷发，成为崭新的、无拘无束的文化创造形式。

“我对这些完全不感兴趣，”我抗议说，“请你别再说了，你得听听我的问题。”

因此所谓的“恐怖主义”有着两个明确的目的，她继续往下说，好像我刚才压根没开口一样。第一个目的是扰乱中产阶级和物质主义狼狈为奸的同盟军，第二个目的则是通过范例来启迪世人，他们就像是在矿井里运煤的小马，根本不知光明为何物。换言之，要把那些最受压迫的人们发动起来，唤醒他们的意识。

她还想补充说明，虽然她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追随者，但是与资本主义相比，她更喜欢共产主义的教义，因为共产主义强有力地否定了用财产把人关进牢笼的自我理想。

她喜欢让性欲得到无拘无束的释放，也认为可以借助毒品——对于有这个需要的人来说——来发现自由的“自我”，这种“自我”和被逆来顺受阉割掉的不自由的“自我”完全不同。

我侧过身朝着上校。和其他任何行为一样，审讯也是有礼节的。“我们还得继续听她这么胡说八道吗？这位女士是你的犯人，不是我的。”我说道。我没办法坐在上校的这张桌子后面对布丽塔发号施令。

上校把头抬起来一点，神情漠然地看了看她。“布丽塔，你想下去了是不是？”他问道，“这几个星期你又想就着白水吃面包了？”他的德语说得和英语一样怪异。突然间，他似乎变得比实际年龄成熟得多，也睿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