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盐的专卖（第9/19页）

在这次危机之后，政府加紧了对盐引的控制，同时又建立了严格的制度去管理余盐的购买。每个盐引登录了一个固定数量的正盐和余盐。盐商通过报中或向政府直接购买而获得正盐，自己则从生产者那里获得余盐。没有人被允许在没有首先同政府进行交易而私购余盐。另一方面，同政府交易的那些商人，如果没有购买余盐，也不能运走正盐。事实上两种盐必须装在同一包中，这是为了在批验所进行检查〔86〕。包括余盐在内，必须强制为灶户额外生产提供合法出路，这也是为了防止余盐落入走私者手中。这一办法的复杂性在于盐商必须支付三种税款。首先商人必须通过报中或购买而获得仓钞以便得到盐引和官盐，接下来他必须附加购买余盐，第三，他必须付给批验所余盐银，这本质上是一种消费税。这种方法一直持续到帝国的灭亡。

16世纪60年代和17世纪初的危机

通常的看法是，鄢懋卿应对16世纪60年代的危机负责，他是大学士严嵩（1542—1562年在任）的同党，被描述为奢侈和腐败〔87〕。在官方文件中，有关于他对盐的专卖管理不善的记载，但是对他在金钱方面的正直品性却很少提及〔88〕。

从1560年到1562年，当鄢懋卿作为巡盐御史总理五个都转运盐使司盐法时，明朝需要大量的资金以对抗北边俺答汗的侵扰和南方海盗问题。鄢懋卿因此空前强化盐的专卖制度。灶户被追讨所欠的额盐，逻卒被限获一定数量的私盐，商人被迫去强制性购买。这样他就创造了不同寻常的巨大数额的食盐，也没有进行价格调整，一年之内他从其所掌管的五个都转运盐使司共攫取了200万两白银。他离任后，整个专卖制度完全瘫痪了。当庞尚鹏在1568年接管时，发现两淮运司等待最后清理的停积引目有500余万，需要花费4年时间清理〔89〕。

对鄢懋卿的批评也包括所谓的“工本盐”。事实上，这项措施始于1553年，也就是在他出任这个职位的七年前。在这个制度下，两淮盐运司拨出了82000两白银去购买灶户余盐，平均每引官给银0.2两充工本。然后公开出售，余盐和余盐银被增加到每引正盐中，在这一交易中被认为得到300000两白银的总利润。在鄢离任后，工本盐被指责为他的另一种暴政，于1565年被取消〔90〕。

鄢懋卿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过度生产当然不是惟一的原因。1550年，户部尚书估计实际上政府仅仅征收了两淮产盐总量的40%，其余60%的食盐则落入了贩卖私盐的商人手中。1558年，江西巡抚报告该省中有三个府只能私食广盐〔91〕。庞尚鹏接任后，也抱怨非法出售是主要问题。如果政府想扩大正盐的流通，应该为此提供更大的市场。

庞尚鹏在自己的著作中间接地道出了此事的实情。食盐专卖不是没有机会扩大，但是管理的特点限制了这种扩大。绝大多数部门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早已达到了极限。每一项额外的压力都从上至下达到专卖制度中最脆弱的环节，即由贫困的灶户来承担。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庞尚鹏承认即使在常股盐的征收中，总催也从灶户那里额外私索〔92〕。也没有证据表明工本完全分配给灶户。从灶户那里购买余盐的盐商也对灶户备极逼辱〔93〕。另一方面，当商人势力衰弱时，他们也受到总催的剥削〔94〕。税收系统的性质使得合法食盐无法在农村地区形成固定的市场。

庞尚鹏在一封信中进一步揭露出有些地方官员被委任至批验所掣盐，按规定三日内必须起程，却迁延有逾两月而后才来就职〔95〕。为了加速支盐，他得到了皇帝的许诺，使一部分食盐在通过批验所时可以在船上接受检查。但是这些做法的作用是有限的。从产区支盐太多可能会导致其零售价格下降，政府必须对此加以保护。而且，价格的任何下降都将导致进一步的“盐引壅积”，由此影响到国家收入〔96〕。

官盐的价格由开中则例、余盐的购买价格和称为余盐银的消费税来决定，特别是最后一项成为主要的财源。这些都不可以被减少。开中则例和余盐银已经被列为预算项目，因此被预先支用。余盐价款是基层生产者惟一的合法收入。将其减少则会迫使灶户进行私盐买卖，由此导致合法食盐的缺乏。虽然庞尚鹏没有提及守支正盐期间利息的损失，但是很明显这些因素也影响了食盐的最终价格。正如彭信威所指出的那样，明代放款的最低月息至少也达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