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尔达·梅厄（第13/16页）

法：梅厄夫人，对您的丈夫，您是否也像对孩子那样感到内疚呢？

梅：我们不谈这个……我不想谈他……我从来不谈他……好吧，让我试着谈吧。我的丈夫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他有学问，性情温存，善良。他各方面都很好，但他只关心家庭、音乐和书籍。虽然也注意社会问题，但他对家庭的关心超过对社会问题的兴趣。我与他一贯地截然相反。只有家庭的幸福，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必须从事我所从事的工作！否则我会觉得自己是可耻的和不诚实的，会陷入忧郁和苦闷之中……我15岁时认识我的丈夫，我们很快结了婚。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好的东西，音乐和诗歌。但是，我天生不是只满足于音乐、诗歌和……他要求我待在家里，把政治扔掉。而我总是不在家，总是搞政治。当然我对他也怀歉意……我也使他忍受了很多痛苦。他到以色列来，是因为我要来。他到农庄去，是因为我要去。他过着一种他难以适应的生活，是因为我少不了这种生活……这是一场悲剧，一场大悲剧。因为，我再重复一遍，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如果同一个与我不同的女人结合，一定会很幸福。

法：您是否曾为了适应他的需要并使他高兴而作过努力？

梅：为了他，我做出了我一生中最大的牺牲，即放弃了农庄生活。要知道，以色列的农庄是我最喜欢的事物。我喜欢农庄里的一切：体力劳动，同志间的感情，艰苦的生活。我们居住的农庄在杰斯黎尔山谷，起初那里只有沼泽和沙子，但是很快就变成了种满橘子树和其他果树的花园。只要看看这些我就高兴，并愿意在那里生活一辈子，可是他却无法忍受。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体力上，他都无法适应。他不习惯与别人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他的身体无法适应沉重的劳动和那里的气候，他也不愿意作为集体中的一分子。他的个性太强，太内向，太脆弱。他病了……我们不得不离开那里，回到城市，回到特拉维夫。直到今天，这件事还像针一样刺痛着我。对我来说，牺牲太大了。但是我忍受了，因为我以为回到城里，我们的家庭会变得平静和融洽些，但结果不是这样。1938年，我们分居了。他于1951年去世。

法：他不为您感到骄傲吗？至少在最后几年里。

梅：我不知道……我想不会。我没有去注意他最后几年里在想些什么。他是那样寡言，因此没有人知道他的想法。总而言之，他的悲剧不在于不了解我（他非常了解我），而在于他了解我，并且认识到不能改变我。他知道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必然会成为这样一个人，但是他不同意，就是这么回事。谁知道他是不是有道理。

法：梅厄夫人，但您没有考虑过离婚？在他去世后，您也没有考虑过再结婚？

梅：啊，没有！从来没有！我头脑里从未掠过这种念头。没有！我始终认为，我仍然是他的妻子！我们分居后，仍继续来往。他有时来办公室看我……也许您不明白一个重要的东西，尽管我们是如此不同，不能在一起生活，可是我们之间一直存在着爱情。我们的爱情是伟大的，它从我们相识的第一天开始，一直延续到他逝世。这样的爱情是不能代替的。

法：梅厄夫人，您是否很讲贞节？就是人们所说的……是清教徒式的，讲究伦理道德的？

梅：就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我一直生活在男人中间。但是我从来不允许任何男人在我面前谈论淫秽的事情或表现轻佻。您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坚持这样的信条：如果他们给我一杯水，那么水必须是干净的，否则我就不喝。我喜欢干净的东西，这是我的天性。我的一个好朋友曾对我说：“果尔达，不要这样严厉。不存在道德上的区别，而只有美和丑的不同。”我想他也许是有道理的。而且，不仅如此，我还认为，同一种事物，可能是美的，也可以是丑的，因人而异。但是……我不知道如何解释……也许这可以作为例子，说明爱情永远是美好的，而与妓女调情是丑恶的。

法：大家还认为您很强硬，很固执……

梅：我强硬？不。对待某些政治问题我是强硬的，我不打算让步，这一点我坚定不移。我对以色列有信心，在以色列问题上我不让步，的确是这样。是的，就这个含义来说，固执这个词是适用于我的。但是在其他方面，在私人生活中，也就是在待人接物方面……认为我强硬，那是愚蠢的。我是您见到的最通情达理的人。很多人指责我用感情而不是用理智搞政治，这不是偶然的。如果这是事实，那将会怎么样？我想不会有什么坏处，相反会有好处。我一向为那些害怕流露感情，隐瞒自己的想法和不懂得哭的人难过。因为不会失声痛哭的人，也不会纵情欢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