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奥·安德烈奥蒂（第10/13页）

法：我不愿当英国女王，我不喜欢菲利普[20]。安德烈奥蒂，我是指其他事情说的，例如，指您拥抱格拉齐亚尼元帅[21]的事。

安：我立刻告诉您这件事的真相，立刻。意大利社会运动在阿尔奇纳佐召开会议，当时格拉齐亚尼是意大利社会运动的主席。我当时感到担心，因为在乔恰里亚地区几乎每户人家都曾接受过格拉齐亚尼的小恩小惠，而我不愿意他捞到选票。针对这一情况，我通知召开一次天主教民主党会议。我刚走进会场就发现警官脸色苍白，他对我说：“在人群中，有格拉齐亚尼元帅。”我回答说，没有关系，我开我的会，我要解释民主是不容讨论的。会议刚结束，一个声音大声嚷道：“我能讲话吗？”这是他的声音。我对他说：“请，请讲吧！我们是讲民主的。”他走到麦克风前讲了下面的话：“啊！我不懂政治，但应该承认，如果说在这里的山上和山谷中种植了树，这个功劳应归功于德加斯贝利。”这简直是演戏，当时就有个属于天主教民主党的老人走上前来问道：“元帅，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们说天主教民主党是头号敌人呢？”格拉齐亚尼说：“说这种话的人是混蛋。”老人又说：“元帅，这是德马尔萨尼希说的。”于是，格拉齐亚尼说：“那德马尔萨尼希也是混蛋。”这就是事情的全部过程。无论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没有发生过所谓“拥抱”。关于拥抱的传说，是空前的、最大的谎言。

法：另外，我还指的是别人多次指责您接受社会运动分子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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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这又是另一个谎言。事实俱在。正当我们天主教民主党感到选票不足的时候，我们对阿尔米兰特提出起诉。为了对他起诉，我亲自给议会党团写了一封信。不，社会运动分子投我的票不是事实，主要是社会运动分子对支持我的政府不感兴趣。支持中左政府对他们更有用，因为他们可以说：我们早告诉你们了，天主教民主党倾向左派。啊！有人还指责我那次在电视讨论会上，对阿尔米兰特的态度温和。然而，我通常不大叫大嚷，而只注意自己讲话的实质。况且，我的讲话不是针对阿尔米兰特，而是对我们的一部分选民，他们并不是法西斯分子或新法西斯分子，但他们投阿尔米兰特的票。我急于要把他们争取过来。您知道，我认为人们投社会运动分子的票，并不是他们有能耐，而是因为我们无能。有时，由于我们的错误，我们把选票放在银盘里赠送给他们。可以想一想在那不勒斯的情况。

法：安德烈奥蒂，我向您提一个我也向马拉戈迪[22]提过的问题：您对年轻时没有成为一名积极的反法西斯分子感到遗憾吗？

安：我当然感到遗憾。最初十年的民主时期，在意大利，能干得漂亮的原因之一，甚至根本的原因，是那些积极的反法西斯分子的道义所表现出来的推动力。例如，1948年的战斗并不是一次粗野的冲突，而是以民主方式进行斗争的能力得到恢复的表现。这种力量也来自全国解放委员会。全国解放委员会很了不起，这是民主的学校。

法：那么，我向您提另一个问题，这往往是我向社会运动分子提的：您跟法西斯分子谈得来吗？

安：请注意，一个人在议会待了25年，而且总是同某一些人朝夕相处，当然不能不同他们谈话，甚至在一起喝咖啡。当他去议员席观看足球赛时，能不向他们道一声早安吗？显然，我跟阿尔米兰特谈过话，不过谈得不深入，但是……况且，跟自己的对手交谈难道不是每一个文明的议员的特征吗？我跟任何人交谈，既不感到反感，也不感到不自在。交换意见和情况绝不意味着设圈套或企图改变别人的信仰。对共产党人也如此。在讨论离婚法时，我跟共产党人曾经有过非常深入的交谈。暂不说他们中有一些人是我童年时就认识的，另一些人还是我的朋友。例如，马里奥·梅洛尼始终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过去他是《人民报》报社社长，天主教民主党人。在他身上发生的危机确实没有使我感到与他无法交谈。我非常喜欢跟有些共产党人在一起，如巴叶塔[23]、布法利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