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 史（第5/20页）

这六个人创造了历史。在他们之前，所有来到巴西的人，或是为了完成使命，或是为了躲避灾祸；每一个登陆巴西海岸的人，无论他们的目标是木材干果还是飞禽走兽，又或是人类矿石，都对这里有所图谋。从没有人想过要回馈这片土地。只有耶稣会士无欲无求、全心全意地为新世界服务。他们带来了作物牲畜，用以耕作土壤；带来了常用药品，用以治疗病痛；带来了书籍工具，用以教化他人；带来了信仰戒律，用以传播教义、移风易俗。总之，他们带来了新的思想，这是殖民地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对于历史早期的蛮族和他们邻旁的西班牙而言，殖民就意味着屠杀，或者将土著人当作牲畜；对于十六世纪的征服者来说，大发现就意味着统治、征服、剥削、奴役。而耶稣会士们却完全不同。按照尤克里德斯·达·库尼亚(5)的说法，“在那个时代，这些唯一守着原则底线的人”超越了抢掠的殖民思维，希望能用道德力量改造社会、教化后人。从这一刻起，他们在这片新大陆上，在所有人之间，树立起了互相平等的精神信念。正因为土著人的生活落后，才不能使他们更加落后，堕落成为牲畜或者奴隶。而应该提高他们的生存条件，借助基督之手将他们引导到西方文明之中；应当通过宗教、教育，使这片土地发展成为新的国度。这个卓有成效的思想，最终将巴西由分离的元素变成了有机的整体，从互斥的散沙变成了统一的国家。

耶稣会士显然知道，如此重要的任务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他们并非混沌不清的空想家，领袖依纳爵·罗耀拉也不像圣方济各一样轻信人类之间的手足情谊。他们是真正的实干者。依靠每日的修行，他们知道如何蓄积能量，以克服人性弱点的巨大阻力。他们明白世事艰难，任重道远。然而，正因为有着长远的目标和永恒的追求，才使得他们能够自始至终区别于那些只顾眼前、用枪炮权力迅速牟利的人。耶稣会士清楚地知道，若想完成“巴西化”的过程，势必要靠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每一个人更要不惜一切代价，用自己的生命健康以及全部力量来冒险。而作为这项事业的先驱者，他们也许无法看到任何成就。万事开头难，更遑论这番事业本身的艰辛与无望。可面对着一望无际而未加开采的土地，面对着未受教化的居民，他们的斗志非但没有消减，反而越发激昂。耶稣会士的到来对于巴西是一件幸事，巴西对于他们亦是天赐的宝藏，是他们传教的理想之地。在巴西，他们的活动不仅史无前例，而且无人比肩。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奠定他们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精神连同物质，本质合并形式，毫无秩序的荒野加上前所未有的组织方法，便形成了崭新的世界与鲜活的生命。

一项伟大的事业，必须由更加强大的力量加以完成。这两者相遇之时最特别的惊喜，便是出现一位真正的领导者。马努埃尔·达·诺布莱加精力充沛，在得到教区长委托之后，立即启程奔赴巴西，甚至没有留出时间前往罗马亲自接受会长罗耀拉的指示。他那时三十二岁，在加入耶稣会之前，曾在科英布拉大学学习。然而，诺布莱加之所以能为历史铭记，并非因为其突出的理论修养，而是因为他旺盛的精力和高尚的道德力量。由于语言缺陷，诺布莱加无法成为维埃拉(6)一样的伟大布道者，也不是安谢塔(7)一般的伟大作家。在罗耀拉眼中，他是一名战士。在解放里约热内卢的远征军中，他是整个部队的推动力量，也是最高长官的策略顾问。处理行政事务时，他展现出了一名天才指挥的完美才能。他的信件中有明显的英雄义气，证明他从不惧怕任何形式的自我牺牲。在那些岁月里，仅仅为了勘查探索，他们从南到北又由北向南，横跨了整个大陆，在忧虑与危险之中度过了上百个夜晚。在那些岁月里，他成为了长官身边的长官，大师之中的大师。他建造了城市，平息了骚乱。在那个时代，巴西历史上的每一件大事，都与他的名字紧紧相连。收复里约港口，建立桑托斯与圣保罗，征服敌对部落，成立大学，普及教育，解放土著居民，这一切的一切，都有他的功劳。诺布莱加开创了一切。他的学生与继任者，维埃拉与安谢塔，在巴西的名声虽然更大，却不过继续发扬了他的思想。他们建造的一切，无不在诺布莱加的基石之上。在巴西历史这“独一无二的历史”中，诺布莱加写下了第一页。这双坚定有力的双手所勾勒的笔触，直到今天仍留有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