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杂色收入（第14/21页）

第四节　非现金收入

（aa）茶马

尽管通过边境的茶马贸易，中国从游牧民族得到马匹，也获得了可观的利益，并且对其进行调查研究无疑也能够获得关于夷夏关系的有用信息，但必须指出的是，边境贸易的财政重要性不大。其对政府财政的贡献，虽然有一定重要性，但决非至关重要。毫无疑问，在16世纪边境贸易的动因是获得收入。正如最近莫里斯·罗塞比（Morris Rossabi）所指出的那样，很难说明朝保持控制茶叶贸易是以此来安抚西边的游牧民族〔182〕。

茶马贸易与明朝茶叶专卖有着密切关系。帝国建立之时，将茶叶与食盐置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与食盐专卖一样，有“引”和围绕产地所建立起来的“批验所”。然而茶叶专卖较盐的专卖影响较小，因为其产品过于分散而不能置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

根据洪武时期创建的这项制度，茶叶被分为两类。那种除在陕西和四川省之外其他省份生产的茶叶是用于国内消费，但是必须有茶引。在陕西和四川，政府从三种渠道获得茶叶。一定数量的茶园为政府所有，由军队士兵劳作。政府拿走80%的产品，剩余20%用于给付士兵。私人生产的茶叶征收20%实物税收。政府也用宝钞从私人种植者手中大量购买茶叶。余下的茶叶可以如其他省份一样购买茶引后在市场上出售。此外，任何家庭蓄茶不许过一月之用〔183〕。

通过这些方法，政府一年在四川获得100万斤的茶叶，在陕西可能获得26862斤茶叶。所有这些用于与西部边境的游牧民族进行茶马贸易，这也就是被明朝官员称为“番部”的民族。在16世纪，共列出有57个进行贸易的部落。他们似乎代表着不同的部族〔184〕。但是绝大多数可能是来自藏族诸部，或者是来自于浩罕和今天新疆的突厥语系部族。在王朝早期，他们进贡附属于明朝，明朝政府发给他们金牌作为贸易凭证。理论上，从事贸易的部族首领既包括权利，也包括义务。明朝政府在陕西建立了四个茶马所，在四川建立一个茶马所，通过这种制度每年可以得到13000余匹马〔185〕。

茶马贸易制度早期最大的困难是运输。绝大部分茶叶产于四川，而贸易却在陕西北部进行。1425年在成都有210000斤茶叶在等待运往边境时腐烂变质〔186〕。1435年之后，政府试行了所谓的“开中法”，即与食盐专卖采用的开中法相似（参见第五章第一节）。在这种情形中，除了运输成本以外，商人不被要求投入任何资金。一个人在成都从政府仓库中接受100斤茶叶并将其运到陕西的一个茶马司，这样会得到2000斤食盐的引由，在两淮或两浙地区可兑换成现金〔187〕。这看起来没有大的进步。有时茶叶也由军队运到北边〔188〕。但是由于卫所制度的衰落，这一办法没有什么效果。翻越崇山峻岭的运输费用使得整个运作非常的不经济。

15世纪晚期，政府实际上失去了对茶马贸易的控制，获得的茶叶数量也不断减少。在陕西，人口不断增加，茶叶产量也有增加，但政府无意对茶叶征税，走私贸易繁荣〔189〕。然而到1490年，政府对茶马贸易采取了一个不同的办法。从那时起很少强调政府的生产与收购，而力图向边境地区的茶商课税。民间商人被鼓励从生产者手中购买茶叶，政府发给他们通行证。在到达茶马司时，商人上缴其货物40%给政府，余额进行民间贸易。这种办法不定期地举行，也被混称为“开中”。由于在陕西缺乏有能力的管理者和京师朝廷领导能力的下降，边境贸易站至少又持续衰退十年〔190〕。

官方茶马贸易的恢复据说是由于户部尚书杨一清（1454—1530，1510—1511年在任）的努力，他早在1503年作为督理马政副都御史到过陕西。他在此升为陕西巡抚，后为总督，他在陕西任职了八年，1510年被召回北京。杨一清制止了走私贸易，增加了向当地茶园的课税，要求各族番官一如以前进行贸易。然而1490年实行的基本政策仍旧向茶商征税。1504年在给皇帝的奏报中，杨一清描述了他的计划：召商买茶，然后解送给茶马司。政府出售1/3付给商人，其余2/3归属茶马司〔191〕。官方税率66.7%为有明一代最高的记录，这无疑会受到商人的抵制。1506年以后税率减少到50%，商人被允许在边境地区自由出售其余的50%〔192〕。高税率的目的不仅造成茶叶大量积压，还正如杨一清在他的奏疏中承认的那样，也提高商品的价值。这仅仅由降低出口量，人为增加了商品的成本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