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瓦尼·利昂纳（第8/15页）

法：总统先生，但是就意大利的欧洲政策，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就意大利的非欧洲政策，人们提出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岂止是有道理而已。

利：确实如此，我们承认在对待欧洲共同体上有很多的欠缺和违约。实际上，其中有些欠缺和违约受到了卢森堡法院[16]判决书的制裁。特别让我感到痛心的是……但是其他国家也应该对这样的欠缺负有责任。我们的责任即使是没有正当的理由，也是能够解释清楚的。首先，在意大利，仅仅是在现在，人们才开始感受到欧洲的事业。左派力量迟迟才来到，从反对派方面来说，缺少必要的刺激，其结果是从多数派方面来说，缺乏倡议的及时性。其次，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与欧洲相对应的诸多国家机构。目前的这些国家机构是僵硬的、生锈的和氧化的，因为国内体制不能允许我们很快地去适应欧洲的规定。您听明白了吗？在欧洲共同体的其他国家中，只要有一纸政令便能去适应它，而在我们这里，需要法律。您知道，在意大利，法律意味着什么：先是酝酿，再提交，最后经过无休止的辩论在议会通过。似乎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受到各个地区的制约。各个地区拥有很大的权力，譬如，在农业和森林方面。它们往往不关心欧洲共同体，而与此同时，欧洲共同体也一点都不关心我们的地区。但是可怜巴巴的意大利政府既不能无视欧洲共同体，也不能无视国内各个地区，也就是说，要受夹板气。事实是当我们通过宪法而团聚在一起的那个时候，欧洲还仅仅存在于些许开明思想的梦幻之中。因此，我们的宪法是在本身就是一个闭塞国家的基础上制订出来的，受到主权的保护。唯一敞开的阀门是有关共同体问题的第11条。也就是认可罗马条约[17]的那一条，通过该条约人们可以放弃主权，接受一个能指控我们的国际法庭。

法：不可以修改宪法吗？

利：可以修改……好吧，在《旧约》中没有明文规定，宪法可以历经数个世纪而不可触动。唯一不能触动的是共和国的形式，就像禁止重组法西斯党那样，那是无可争议的。不管怎么说，即使不修改宪法，人们也能够做些其他的事。譬如，为欧洲事务设一个部长，我主张，就像现有的南方事务部长那样，应该有一个欧洲事务部长，由他来主持一个有关欧洲事宜的部际委员会。我指的是农业、工业、财政和税收制度……

法：哦！总统先生，提起税收制度，您让我想起了个人所得税。意大利人对此深恶痛绝。

利：因为在我们意大利人身上总是有这种轻率之举。我们想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那些攻击政府、指控其引入个人所得税的人应该牢牢记住，个人所得税是国际性义务。如果我们不履行的话，那么欧洲共同体真的会把我们赶出去。好啦，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发生摩擦的原因之一难道不就是因为我们迟迟不执行个人所得税吗？这种迟缓难道不就是因为意大利人不愿意履行吗？请看，有多少困难阻挡着欧洲的统一。说到底，也是先前阻挡意大利统一的同样困难。您知道吗？至今，在那不勒斯，有人还耿耿于怀，怨恨意大利的统一把那不勒斯银行的黄金储备转到了意大利银行的名下。当你回答说“这样好呀”时，极少有人会理睬你。也许是南方没有从中得到巨大的经济好处，但是肯定无疑，它已经早已不再是波旁王朝时代的那个南方。这就是我们意大利人的另一种轻率之举：往往看事情的消极一面，而永远不看积极的一面。

法：总统先生，您始终相信欧洲的事业吗？

利：任何一个文化人，只要他不是字面负面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那么都会模糊地意识到欧洲的事业。尽管我自己有着传统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激情，但从来不会想到祖国是局限于国界之内的祖国。从这一意义来说，也就是从浪漫主义—文化—情感意义来说，我始终感到的是欧洲的事业。在立宪会议之后，我相信，就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说，欧洲的统一也是必不可少的。自从世界上出现了大国均衡的局面之后，对我们来说，欧洲的统一成了一个生存的问题……不，并不是我要反对大国的均衡——可能，均衡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在我们做出某个错误的举动之前，那些大国会慎重地加以考虑。我只能说，这样的均衡是存在的，因此欧洲应该加入其中，但不是以婢女的身份，或者以附庸的身份加入。为了做到这点，我们必须以同质的政治体制和共同的文化渊源团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