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章 憎恶“唯唯诺诺的人”： 具备挑战的风格（第7/15页）

我结束了讨论，并表明我这趟旅程的整个目标，是对我们的指挥官们强调，记者们在报刊中无法给出他们的实际表现应得的报道，这也许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但我觉得我与柏林新闻界互谅互让地意见交换，对他们与我们的军官团都有好处。

这个任务与柯林斯在该职位上取得的成功，对他最后的成功是有相当大影响的。“回顾起来，”他说，“虽然我当初抗拒担任情报处长，但假如我刻意选择某一职位，以锻炼自己成为陆军参谋长，我可能不会选到比这个更好的了。情报处长一职让我深入了解了国会、政府及陆军的情报关系，而这些我是无法从其他职务获得的。

“任职情报处长期间，我几乎每天见到艾森豪威尔，并私谊渐笃，这可由 1947 年秋的某一天他所告诉我的事情来说明，他想任命我当他的副手，这事完全出乎意料。我说，我当然很高兴，但我怀疑我们对许多事情的想法可能不大相似，是否找不那么直言不讳的人当其副手会更好——我的说法艾森豪威尔完全没有考虑。所以 1947 年的 9 月 1 日，我成为了陆军的副参谋长。任职期间，我做到了让参谋长对他办公室的例行事务不用操心。”

1947 年，柯林斯被指定将继艾森豪威尔之后任陆军参谋长。当他被通知即将被委任下一任参谋长时，他致电韦德·海斯利普将军说：“韦德，我已得知即将接任下一任陆军参谋长，我想请你当我的副手，你愿意接受这个职务吗？”海斯利普回答说：“你为什么要选我？30 年来，我们对任何一件事的意见都相左。”柯林斯说：“这正是我选择你的理由。”

柯林斯不想要一位“唯唯诺诺的人”，没有一位卓越的领导者想要这类人。

但一个人不应该只为不当一位“唯唯诺诺的人”就表示不同意见。我问詹姆斯·杜立德（James Doolittle）中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艾森豪威尔将军不希望由他担任北非战斗时的空军指挥官这一决定是否正确，杜立德肯定了上述说法，并表示：在某个参谋会议中，艾森豪威尔对即将到来的北非入侵计划的构想作完简报后，接着询问在场军官们的观点。杜立德说：“巴顿将军说了他将采取的行动，接下来艾森豪威尔要我表达意见……艾森豪威尔回应说：‘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占领飞机场。’我应该回答：‘是的，艾森豪威尔将军，这是我们集团军在上岸后必须做的第一件事——确保飞机场安全。’”

杜立德接着说：“显然，我那时做了一件蠢到极点的事。我继续发表我的论点并说：‘将军，除非我们有了补给品、油料、汽油、炸弹、弹药、支援人员、食物及储存它们的设施后，否则飞机场对我们没有任何价值。’以上都是事实，但不是我应该说的；当时我所做的，只是突显了我的长官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与其说我说的那些话，我应该只说艾森豪威尔将军，您非常正确。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占领那些飞机场，然后尽可能的运进补给品来完成任务。

“我说话时一直看着艾森豪威尔的脸，因为我知道我的大嘴巴闯祸了，我真想把话收回去，但已经太迟了。花了一年时间我才从这件事的阴影中走出来。我并非建议你成为一位‘唯唯诺诺的人’，而是建议你‘不该暗示你的长官在未同时顾及所有事时有些愚蠢’。我始终不相信‘唯唯诺诺的人’，但我确信要机敏地让人了解你的主意。”

当我问及在决策过程中，指挥官与下属之间应是什么样的关系时，空军独立后的首任参谋长斯帕茨将军的回应是：“我当然想受到下属们的尊重，但我不希望他们有任何的恐惧。我经常鼓励底下所有的参谋及各级指挥官，有任何事情想跟我讨论时不要拘束。同时，我喜欢至少有一个参谋对其他的人持反对意见。想要成为一位真正好的‘喜欢唱反调的人’（no man），那么他必须是一位非常聪明、能言善辩的人。”

当问及“喜欢唱反调的人”的观念时，斯帕茨回答说：“在决策定案之前提出质疑。但这些必须在决策定案之前发生，这也是我所谓的成功的指挥官与失败的指挥官之间的差别。如果质疑在决策之前没有出现，而在决策之后才出现，然后他又变得犹豫不决，这样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